我是十九岁从商洛山区来到了西安，第二年起便和《西安日报》打交道，直至现在。这家报社虽然人事更换，报纸由一份变成二份，但友谊始终未断过。它是我结缘最长的报纸，也是我走上文坛最早的阶梯国际利来w66。

　　一九七二年我在西北大学读书，开始了狂热的写作练习，当习作在学校的板报、校报上发表后，最大的愿望能有一日作品出现在《西安日报》上。西北大学和西安日报社距离不远，课余就徒步去文艺部，常常在大门口徘徊多时不敢进去，进去了紧张得满头大汗。这期间，就认识了那里的几位编辑。那时的编辑十分重视培养业余作者，读稿认真，又反复让你修改，并且耐心地听你给他说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想，他们便提示你应该把什么故事写出来。我的写作热情就在他们反复的鼓励和指导下日见高涨，遗憾的是每每写出一篇，又都遭到否定。遭到否定了，又鼓动着我有了多少进步，总给我新的希望。现在回想起来，他们的工作精神多么可贵，如果不鼓动，我或许那时就不写了，如果不是一而再再而三说要发表了又最后没有发表，给我很多挫折，我也不会把文学看得那么神圣，不会走到今天。所以我几十年来对《西安日报》（包括后来的《西安晚报》）感情不褪，对那些编辑心怀感念，原因就在这里。文艺部的所有编辑都给我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与我接触最多的，亲手替代修改最终得以发表，而直到现在我们仍来往的是张月赓先生。

　　当《西安日报》发表了《野枣刺》和几乎同时在《群众艺术》发表了《一对袜子》，我发表的作品便一发不可收拾，将目标定在“走出潼关”，力争在北京和上海的刊物上发表作品。在此后的三十年里，我的作品主要刊登在外地的报刊上，但从未间断过给《西安日报》和《西安晚报》上写文章，积极参加着报社的一些文艺方面的活动。而新的一茬一茬的文艺部的编辑又都建立着诚挚的友谊。在我主编起了《美文》杂志，处于困难的时候，报社领导和同志们又慷慨地给予工作上的支持和经费上的援助国际利来w66。可以说，我起根发苗在于《西安日报》，陕西许多作家起根发苗都在于《西安日报》，它为陕西文学的发展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如今西安的报刊很多，它又能无私支持《美文》，共同合作举办诸多文学活动，为西安的文学事业繁荣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