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同志“以笔为枪”亲自组织开展新闻宣传，精心培养出一支素质优良的宣传工作队伍。同志对新闻工作者能力素质的标准要求，关于培养宣传骨干的思想理论和实践经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队伍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前我国的新闻宣传思想工作仍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指导意义。
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在革命生涯中与新闻宣传工作结缘，是举世公认的“新华社首席记者”和“级别最高的记者” 。除了亲力亲为撰写稿件、创办报纸，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宣传作品外，同志还亲自担任中央党报工作委员会主任、期刊的主编或编委，非常重视新闻宣传队伍建设，耳提面命传授宣传之道，培养出、陆定一、穆青、吴冷西等一大批新中国新闻史上的重要人物。同志对新闻工作者能力素质的标准要求，关于培养宣传骨干的思想理论和实践经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队伍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中国成立之初，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和革命先驱的感召，就吸引着越来越多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优秀人才，追随革命的脚步，汇聚到国家独立、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国际利来w66。对于革命力量的挑选和使用，同志始终用“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凝聚来自五湖四海的进步力量。他坚持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强调对党内外的人才一视同仁，不拘一格地培养任用。还引导其他同志信任党外的仁人志士，他强调，“把他们的积极性组织到抗日和建国的伟大事业中去，这是每一个员的责任”。
大革命时期，同志曾担任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他发现曾在“武昌茶馆里跑堂”的萧楚女靠自学成才，“能写得很漂亮的文章”，便安排萧楚女在他主编的《政治周报》担任主编助理。此后，还将他培养成为农动讲习所教员。
抗战相持阶段，中央急需一份大型日报，以加强对各地的宣传发动和工作指导。1941年春，中央政治局决定将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与新华社《今日新闻》合并为《解放日报》。初创阶段，《解放日报》受党内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影响，偏重国际新闻宣传，主动宣传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识不强，同志批评其“是一张不完全的党报”“缺乏党报应有的政治敏感”。后因总编辑杨松积劳成疾，党中央指派原八路军前方总部野战政治部副主任陆定一担任该职。
同志看重陆定一，一是陆定一当时已是党内公认的宣传家，办报经验丰富；二是他曾作为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对王明等人的行为非常了解，深受王明路线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之害，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深恶痛绝 。
从此，解放日报社成为贯彻宣传思想、培养新闻骨干的坚定阵地。延安整风运动期间，《解放日报》率先改版，持续跟进，吹响了改造党报的号角,这和同志选配得力的领导班子和采编队伍是分不开的。
1942年，同志给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何凯丰写信，商讨丰富《解放日报》作者队伍的事宜。何凯丰曾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积极支持者，在遵义会议上，顽固支持博古，站在了拥护正确主张的大多数同志的对立面上。会后，他“经过中央的批评，很短的时期内就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国际利来w66。信中，同志亲切地称呼他为“凯丰同志”，针对其以往的错误，同志安慰道：“不愉快的事，过一会也就好了。”后来，何凯丰写信给同志，汇报创办《东北日报》的工作情况，同志欣然应邀为报纸题写报头。体现了同志不计个人得失，为培养宣传队伍广纳贤才的宽阔胸襟 。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日报社成员主要由《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组成，两支队伍的工作思路和管理方法存在差异，且都对进入城市后新的工作和生活不甚适应。同志认可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对问题的分析，“严重地脱离实际”“游击习气积重难返”“干部量多质低”“对技术改进不积极”，任命范长江为人民日报社社长。早在延安时期，同志就通过后来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莫艾，询问范长江的情况。后来，范长江跟随同志转战陕北，他的能力和修养给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范长江上任后不负众望，着手建立、完善编委会会议制度，制订了一整套严谨的工作制度与方法，促进了新闻工作者群体之间的团结 。
同志的新闻启蒙发端于北京大学，短短三个月的学习经历对他的文风和培养办报队伍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1918年，同志来到北京大学，在担任图书馆助理员的同时，坚持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听课学习。“一代报人”邵飘萍为会员讲授新闻理论和业务经验，强调“新闻之学，期于应用，尤贵在多所经验”，特别是他提倡组织报馆人员外出参观和到报馆见习，重视做好劳工运动调研的做法，都给同志日后的调查研究思想、调查研究能力的培养，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后来，他把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作为宣传工作的重要方法大力倡导。
20世纪30年代初，主义教条化、经验神圣化的错误思潮从共产国际蔓延到了中国，在年轻的中国中产生了严重影响。为纠正红军路线中的教条主义思想，同志写出了《调查工作》一文，后经修订，取名为《反对本本主义》。文章开篇就点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鼓励大家迈开两脚，去工作的范围多走走，多了解情况，而不是一顿瞎说。他在《反对党八股》中还指出，“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
新中国成立后，为使全党同志深刻认识党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同志再次号召全党同志深入工作实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58年，同志多次与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谈话，强调新闻工作者应到全国各地去，发现、总结并推广基层工作的鲜活经验,不能做“说得多、做得少”的“秀才”。他指出，“报社的人应该经常到下边去，呼吸新鲜空气”“下去又做工作，又当记者。不要长住北京，要活动一些。要经常到外边跑一跑” 。他对记者下基层采访思考周密、计划详细、要求严格。比如，要求吴冷西带助手到河南修武进行调查研究，“下去调查时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只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就不要找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他本人来谈……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真实想法”。足见同志对宣传骨干培养的良苦用心。
同时，他还强调了新闻工作者应具备研究性开展工作的能力素质，“头脑要冷静，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问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左右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他以唐朝一位太守了解原告、被告周围环境后审案为例，强调“这叫做勾推法，也就是比较法。记者和编辑要学会这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
从读书立志到投身革命，同志一生都念念不忘学习理论，他躬身示范熟读马列经典著作，矢志不渝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同志十分关注宣传队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问题。他多次提出，“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我们“要有自己的出色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和记者”。
延安时期，在同志的大力推动下，我党陆续创建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央马列学院等干部学院，让很多进步青年有了科学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机会。同志运用启发式教学法，给“抗大”学员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提高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能力。他回忆道，“把讲稿发给学员，我只讲30分钟，让学员自己去研究，然后提出问题，教员解答”。全面抗战爆发前，他累计为抗大学员作了100多个小时的报告。
甘惜分1938年奔赴延安后，在“抗大”和马列学院学习，经常聆听、等同志的讲话或报告，后来以政治理论教员的身份接触新闻工作，成为我国著名的新闻教育家。多年后，当他回忆起在延安工作、学习的那段岁月时说，“我对马克思主义真正的了解是从延安开始。过去的报刊有真有假，编译都是二手货。但到了延安，我们认线月，同志同新闻出版界部分代表谈话，他鼓励代表们，好好地学就能解决马克思主义修养普遍不足的问题，就能清理掉旧思想旧观念。同时，他认为必须理论联系实践、久久为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同没有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有关系。要用十年八年的时间来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逐步抛弃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
同志认为，宣传队伍和新闻工作者只有学会运用分析的方法，全面地看待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才算具备了马列主义理论素养。他指出，“对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新闻的快慢问题也是这样”。要克服片面性，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同志告诫宣传工作者，要“老老实实地办事，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有说服力，不要靠装腔作势来吓人”。如果掌握了辩证法，不会分析问题、讲不出道理、没有说服力的文章就会减少。
他批评有些文章虽神气十足但缺乏鲜活内容，是因为作者未拥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思想体系，未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武器，他引导新闻工作者等知识分子以鲁迅为榜样，“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
“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这一代表着我党群众观和群众路线的著名论断，来自于同志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对新闻工作者提出的要求。新闻舆论思想和同志的宣传队伍培养实践，也突出体现了鲜明的群众性。
1929年，同志起草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在“红军宣传工作问题”章节中，分析了“宣传队不健全”等问题，认为“切合群众的斗争情绪”是改进宣传工作和培养宣传员的重要标准，指出以地方进步分子、士兵优秀分子等充实宣传员队伍，加强同读者的联系。同志还对城市贫民、妇女、劳苦青年、游民群众等社会群体的生活状态和革命面貌，进行了“画龙点睛”式地描述，要求宣传干部要深入他们，了解他们。这是在培养宣传员“深入群众”“开门办报”的思想雏形。
联系群众，还体现在要融入群众的话语、情感和生活。他要求宣传工作者“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采写“与群众生活紧密地关联着的”新闻，如“牛瘟、禾死、米荒、盐缺、靖卫团”等，还规定“字数每条不超四十字，每期不超四百字”，要用“极大黑墨字”，这样才能“看上去明明朗朗”，让群众“既看了报又识了字”。
延安时期，同志在中央宣传部干部会议上作演讲，逐一批驳党八股的罪状，告诫宣传干部，“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这次演讲即后来著名的《反对党八股》，是整顿文风的重要纲领性文献。
为给创办不久的《解放日报》输送新生力量，组织上派29岁的青年作家舒群担任《解放日报》副刊主编，但他觉得难以胜任。同志用关于知识学习的辩证法和丰富的经验，一边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一边起草《〈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帮助他组稿，直接点名要求陈荒煤等16位同志向副刊提供文学、戏剧、美术、音乐等方面的稿件，并明确了组稿内容、字数 。为鼓励这些同志投稿的积极性，同志还特地在枣园宴请了他们，并当场宣读了《征稿办法》，“办好党报，党内同志人人有责，责无旁贷。我想诸位专家、学者必然乐于为第四版负责……当仁不让、有求必应、全力以赴……”同志语言幽默、妙趣横生，令与会者非常感动，之后他又热情地向大家敬酒。同志的亲切关怀，大大提升了《解放日报》副刊的稿源质量，也促使全党共同支持办好《解放日报》。
学习研究同志宣传工作走群众路线的思想观点，不能忽略他1947 年《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为了纠正《晋绥日报》“左”的错误，同志接见了晋绥日报社的同志，并发表了重要谈话。他特别强调了党报工作者的学习与修养问题，“报纸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才能办好，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等等。这篇谈话是新闻思想中的一个标志性成果，也是中国党报思想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此后，《晋绥日报》的组织形态和编辑队伍有了很大变化。在兴县开创了报纸上的黑板报，由群众选举成立了12人的编辑委员会，还吸收了夜校学生、识字班妇女、工农商界人士等120多人为通讯员。通过建立学习制度，举办新闻研究班，组织业务自学，以及参加社会实践，拓展向群众学习的深度和广度 。
新中国成立后国际利来w66，面对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同志始终倡导宣传工作走群众路线，宣传工作者要“甘当小学生”，主张党员和群众参与进行开门办报，反对由少数专家关起门来办报。这是他为党报工作确定的一项根本原则，是他“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他以劳动实践和群众教育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的一条重要途径。
1957 年2月，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要求新闻工作者等知识分子“逐步地树立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
1957 年3月10日国际利来w66，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同新闻出版界部分代表的谈话中指出，“群众来信可以登一些出来，试试看”“报纸是要有领导的”“正确的领导按客观情况办事，符合实际，群众欢迎；不正确的领导，不按客观情况办事，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1957 年6月13日，同志在给的信中说，《北京日报》比《人民日报》编得好，有工人、农民、学生、左翼党外人士的批判反动言论的大量报道，极为丰富，要求人民日报社编辑人员借鉴学习，创新编辑思路。
曾任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所长的成一认为，同志是新中国新闻事业奠基人，他亲自参与大量新闻实践，撰写新闻报道，创办和编辑刊物，修改过大批稿件，指挥过许多战役性宣传，还对新闻工作作出诸多论述，形成了内容完整、系统、成体系的新闻思想 ，其中就包括宣传人才培养的思想和经验。
以党性标准挑选宣传“旗手”，以斗争实践锻造“宣传队”，以学习教育塑造“又红又专”的宣传员，以群众满意为标准培养无产阶级的新闻行家……同志这些关于宣传队伍建设的思想火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新闻事业的理论源头和思想精华，推动着我们党的新闻宣传事业从无到有国际利来w66、从弱到强，见证着中国革命和建设从胜利走向胜利。迈入新时代，履行新使命，这些理论精华对于搞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途上的新闻宣传工作，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时代价值和指导意义。